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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途知返:竹屿堡小考

发布:2019-08-25 10:54:35来源:霞浦摄影网

转自:爱尚霞浦 作者:迷途知返


竹江又称竹屿、筑屿,位于东吾洋之西北隅,东望葛洪山,北眺双髻山。潮涨时,乃屹立于盈盈水中的一座孤屿;潮落时,跋涉泥埕往东可通沙江村,行走汐路桥往西可达小马村。竹江筑有土堡,见之于史料记载者,主要有三处。一是州人、明嘉靖甲辰(1544年)进士林爱民所写的《赤岸堡记》:“嘉靖乙卯(1555年),倭自浙入,蹂躏遍州境。秦屿业有土城,倭攻七昼夜挫衄去。继则城闾峡,倭亦攻击失利去。于是,南若沙洽、竹屿、南屏,西若厚首、清皎,东若七都、三沙,北若柘洋之西林,凡沿海奥区,竞起而兴城堡者,无虑二十余处。”二是竹江人、清光绪辛卯(1891年)举人张彦僔所记《竹江图引》:“环乡皆江也。江之上旧多竹,故名曰竹江,亦曰竹屿……旧有土堡,至今故址尚存。明季人居屿之巅,今则砌石为塘,比屋者环其麓焉。”三是《霞浦县志》(民国版,以下简称县志)中收录的“竹屿堡”条:“古曰筑屿堡,又曰竹江,(在)四十四、五都。堡在屿巅,复族后环麓而居。张于卿孝廉有记录。”张彦僔号于卿,“孝廉”是举人的别称,有“记录”当指《竹江图引》。

以上三则史料,不仅证实了作为海岛的竹江曾筑有土堡,而且提供了竹江筑堡的背景、大致年代以及土堡位置等信息。此外,还隐约留下了明末清初竹江村发展变迁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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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屿堡残留的城墙,在岛南面的山顶上


有明一代,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宁频遭倭寇的侵扰,尤以嘉靖(1522—1566年)后期为烈。彼时福宁州境饱受倭患,竹江修筑土堡,即与此大背景有关。据地方志记载,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倭百余掠古县”;“六月劫三沙”。三十五年(1556年)正月,“倭自(福清)海口遁至西乡”;三月,“倭二百寇州城”;十月,“倭万余扎营三沙”;十二月,“倭攻闾峡堡,不克”。三十七年(1558年)四月,“倭数百自古田而下”。三十八年(1559年)三、四月间,数千倭寇围攻福宁州城。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当倭寇始攻州城时,暴雨导致部分城墙崩塌,于是军民“植栅捍卫”。分守道舒春芳与署理知州、武平知县徐甫宰率领军民坚守州城抗倭,多次打退倭寇的进攻,终使倭寇数次攻城不克而撤退。但当时实行的“坚壁清野”政策亦使州城损失严重:“城外房屋、宫庙拆卸一空”,其中建善寺、南禅寺和元妙观因临近州城且地势较高,更被迫令烧毁。七月底,“倭破桃坑寨”。八月初,“(倭)连攻柘洋堡,不克”。四十年(1561年)三月,“倭据(宁德)云淡门”。四十一年(1562年),“新倭巢五都横屿。……八月初一日,浙江参将戚继光帅婺士八千至州。……初七日,入宁德。初八日早,抵漳湾,……歼倭众千于横屿”。四十二年(1563年)五月,“倭寇流江、沙埕”;十一月,“倭破长春村堡”。四十三年(1564年)四月,“参将李超破倭千余于水澳”。这些记载足以说明当时福宁州境倭患猖獗的事实。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倭寇进攻秦屿,秦屿军民凭借土堡抵抗,倭寇进攻七昼夜不克。次年十二月,倭寇围攻闾峡堡,结果亦 “以堡坚失利”。嘉靖三十八年八月初一至初五日,倭寇进犯柘洋堡(今柘荣县城),架云梯企图攻陷城池,守城军民依凭城墙向城下投掷鹿角柴和石头,倭寇死伤甚众,不得已撤退而去。秦屿、闾峡、柘洋三地的抗倭保卫战,让乡人看到城堡在御倭中的优势和作用,于是当时福宁州境内出现了筑堡御倭的热潮,此后“沿海五十七堡,次第创筑云”。特别是连年屡遭倭寇严重侵扰的南乡,包括竹屿堡在内的三十余座土堡应时而筑。


至于竹屿堡修筑的时间,据《赤岸堡记》记述,沙洽(即沙江)、竹屿、南屏等土堡筑于倭寇进攻闾峡堡失利之后,史载倭寇攻闾峡是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十二月。而赤岸堡始建于“嘉靖癸亥(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正月”,“落成于四月”。由此推知,竹屿土堡当修筑于嘉靖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1557—1562年)之间。因林爱民就生活在嘉靖年间,且参加过抗倭——他在任浙江嘉兴府通判期间,“值倭变……筑桐乡城,工成而寇至,城赖以固”。因此他撰写的《赤岸堡记》可作为我们判断竹屿筑堡时间的第一手可信资料。至于更为确切的年份,则有待于新的发现了。

 

竹屿堡城墙,用乱毛石砌成


竹江岛形如卧虎,其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县志记载“堡在屿巅”,《竹江图引》说“明季人居屿之巅”。前几年,人们在岛之南面的山顶处发现了一处长约200米、高约3米、用乱毛石砌成的残墙,这当是竹屿堡的故址。该遗址的发现是对上述记载有力的佐证。


从现有掌握的材料可以断定,从嘉靖末期土堡筑成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颁布“迁界令”之前的百年间,竹江居民主要住在土堡内。


与霞浦南乡同时期修筑的诸多土堡不同,竹屿堡大约在清初就弃而不用了。

顺治年间,为了断绝坚持抗清的台湾郑氏政权的物资供应,以及防范沿海人民开展反清斗争,清廷推行严苛的海禁政策。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颁布了“迁界令”,强迫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六省的沿海居民内迁,尤以福建及相邻的广东、浙江为甚。福宁州地处福建东北部,且与台湾隔海相望,自然首当其冲。县志载:“至(顺治)十八年,督抚苏尚书、李部院疏请移民,以绝接济之根,编篱立界,滨海人民悉迁界内。”至于内迁离海的距离,当时在福宁道任职的官员洪若皋在康熙三年(1664年)的上疏中有“顺治十八年奉旨沿海迁移三十里”的记录;乾隆《福州府志》亦有 “顺治十八年辛丑,户部尚书苏纳海至闽迁海边居民入内地,离海三十里”的记载。“迁界令”下达之后,清廷一方面派出官员前往沿海各地巡视立界移民,其中福建总督李率泰就于顺治十八年十一月抵达福宁州巡查移民情况。另一方面在极短的期限内驱赶滨海居民迁移到界内,以插旗、植栅、编篱为界,沿界设立寨、墩,派汛兵、塘兵把守。当时福宁州划界 “州地以大路为界,南路以州前岭为界。”按照这些标准,沿海岛屿竹江自然在迁界之列,断难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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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竹江先民生产生活状况的碑刻


“迁界令”下达之时,也就是福建濒海人民受难之始。先看闽南的情形,《榕城纪闻》中写到 “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兴、泉、漳三府尤甚。”《清初莆变小乘》记述莆田的情况是:“海滨迁民,初时带有银米及锱重,变卖尚可支持。日久囊空,既苦糊口无资,又苦栖身无处,流离困迫,……谋生无策,丐食无门,卖身无所。展转待毙,惨不忍言。”再看福宁州,乾隆版《福宁府志》记载康熙元年(1662年)的情形是:“宫庙民房焚毁一空,男妇老幼提携号哭,东南北路尽绝人烟。州地以大路为界,南路以州前岭为界,松山、后港、赤岸、石坝近城亦在界外。道旁木栅,牛马不许出入。每处悬一牌曰:‘敢出界者,斩!’界外田亩尽为荒坵。”县志亦载,编篱立界使沿海地区“田庐荒废,鱼盐失利,百姓流离,惨不可言。”竹江人、曾任政和训导的张光璧在《竹江纪实》也有“迁移令如火,挈家俱逃奔”的描述。据福建巡抚许世昌的疏报,仅康熙元年也就是福建全面执行迁界的第一年,迁民死亡八千五百余人,这还不包括未经册报者。


福建沿海本是相对富庶的地区,这里有肥沃的土地,有丰富的海产。迁界之后,大量土地荒废。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奉命巡视粤闽开界事宜的工部尚书杜臻在《粤闽巡视纪略》中说:“福州、兴化、泉州、漳州等四府,福宁一州,所属十九州县,原迁界外田地共二万五千九百四顷零。”据相关统计数据表明,福宁州所属各县,迁界导致耕地抛荒达到2441顷,其中以霞浦地区受害最深,抛荒地达到1797顷。渔业则陷入绝境。有人在诗中写到“万顷沧波舟楫绝,何人更有羡鱼心?”时人描述“渔者靠采捕为生,前此禁网严密,有于界边拾一蛤一蟹者杀无赦。咫尺之地网阱恢张,渔者卖妻鬻子,究竟无处求食,自身难免,饿死者不知其几。”迁界使福建濒海人民陷入了“欲渔无深渊,欲耕无广畦”的境地。


总之,在清廷强制实行“迁界令”的大背景下,竹江民众被迫背井离乡,离堡而去。而这也是后来竹屿堡终被弃用的直接诱因。


鉴于迁界给沿海人民带来灾难、同时也造成清政府赋税收入减少的现实,从康熙初年开始,陆续就有一些地方大员奏报朝廷,请求放宽界限,给照开界。于是,沿海部分地区先行开界复业。就连原来力主迁界的福建总督李率泰,在康熙五年(1666年)的遗疏中建议朝廷:“至数年以来,令沿海居民迁移内地,失其故业。宜略宽界限,俾获耕渔,庶苏残喘。”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福建总督姚启圣、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平定台湾,郑克塽归降,台湾归入清朝版图。于是“海氛始靖,下诏开界,民归故土。”从迁界移民到全面开界复业,已过了整整二十二年的光阴。


《竹江纪实》中有“恩准开界后,始允返故村”句。据县志记载,康熙四年(1665年),福建巡抚许世昌“题请福宁州复土,流民给照开界,内港复业采捕。时,竹江、沙江、洪江、砚江、青山、台澳等处先后报垦给照矣。”《竹江图引》也有“距庙(指竹江前澳天后宫)十数武,翼然一亭,祀闽浙总督部堂姚公,即康熙十六年,州民迁移未经请旨先行开界之元勋也”的记述。由此推断,竹江“恩准”开界当早于全面开界的康熙二十二年,属于先行开界的沿海村落之列。


竹江岛的古民居群


与环东吾洋沿岸的一些村落如沙江、洪江、渔洋、传胪、小马等地不同的是,返回故土后的竹江民众逐步搬离了土堡,环岛而居了。这从县志“堡在屿巅,复族后环麓而居” 的记载以及《竹江图引》中“明季人居屿之巅,今则砌石为塘,比屋者环其麓焉”的描述中皆可得到佐证。此处的“复族后”当是指开界村民返乡之后。至于竹江村民开界后弃堡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竹屿堡是明季为御倭而修筑的,是应对危急的权宜之计,而到了清初,倭患问题已经解决,土堡的作用已不再显得重要。并且竹江是座岛屿,具有抵御外部侵扰的先天优势。第二,竹江本是个弹丸之岛,处于“屿之巅”的土堡面积更是有限,容纳不下更多的民户;随着人口的繁衍,堡内的人居矛盾必然更加突出。第三,在经历了迁界所造成的人去堡空之后,竹屿堡内的房屋及生活设施等遭到破坏损毁,难以修复。第四,竹江是个“地无片田园”“渔村水作田”的地方,村民以耕海为生,不事农耕。为渔业生产方便之故,加之岛上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村民必然搬离土堡,环麓而居了。而南乡其他那些环海村落,居民中从事农耕者占有较大的比例。南乡人多地少,耕地尤为珍贵;且原来修筑的土堡面积也大,规划布局也相对良好,足以容纳全村的人口,故开界后返乡的村民仍居住在土堡内。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诸如渔洋、传胪等村落,大部分村民至今还是居住在原土堡范围内的缘故了。


竹江岛礁石上的图案


竹屿堡的历史,可概括为“御倭筑堡,迁界离堡,开界弃堡”,因明季抵御倭寇而兴,又因清初迁界和开界而废。竹屿堡的兴废折射出明清之际竹江村发展变迁的一段历史。当前,竹江正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工程,正在申报 “福建省历史文化名村”,并且已被列入第五批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我想,这些就是当下发现并发掘竹屿堡故址的意义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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